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却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