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却能强烈而广泛地影响抑制的性质和起作用的方式。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能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受到抑制，而并非全球皆然，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引导这些抑制，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依靠个人的行为去实现，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虽然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的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按照自然规律，要是认为人口增长的某种抑制是绝对不可避免，并且人类制度会影响其中的每一种抑制起的作用的程度的话，那么要是不将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发挥出来以减少罪恶和苦难的总量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