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展开讨论，共同切磋，然后写出小结性的论文。至今回想起来，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已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了《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与评价加以区别，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相提并论。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被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还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年后，当白先生把它交还给我时，我看着发黄的稿纸，回忆当年的情景，尤其是经历这么多年它在白先生那里被保存下来，真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