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赋予抱朴性格以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某些基本因素，即对苦难的沉思和原罪的忏悔，并由此形成了隋抱朴式的泛悲悯主义。抱朴是家族仇杀和历史苦难的见证人，是一个被种种血腥和噩梦震碎了灵魂的苦难恐惧者，但同时也是有勇气将凝聚着鲜血和冤魂的魔镜时时带在身边的苦难的思索者。他思索家族的苦难，更从本源层面上思索传染苦难、制造苦难的“人”。在抱朴看来，人类苦难的根源就在于人“为自己拼抢”、这就是他不但反对见素与赵家争夺粉丝大厂，反而亲自为仇人赵多多“扶缸”的动因所在。尽管抱朴在关于人类苦难的拯救的问题上不无困惑，在“应该怎么做”的思考中犹疑畏葸，但在“不能那么做”的问题上却是坚定的、毫不含糊的：他不认同赵多多霸占粉丝厂，也反对见素夺回粉丝厂，因为二者同样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制造苦难”的负面之力；他不仅否定了见素角逐粉丝厂的努力，而且进一步对见素“外王”式的事功业绩的追求和物质欲望，以致对其人格价值和全部行为的正义性，一并给予了否定：“我原来以为镇子上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了，再也不会流那么多血了，后才明白这是梦想——镇子上还有你这样的人”。这不仅因为见素以家族复仇为基点的抗暴抗恶的意志力量，是其人道主义理想的异己性因素，还在于见素那种热切的物质追逐和私欲扩张，与抱朴式的“道德人”的价值信仰格格不入。但我们今天重读《古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当抱朴亲自执掌的粉丝大厂即刻被“推向市场”之时，他那带有浓重的“非务实”色彩、极端排斥“外王”价值的泛悲悯情怀，如何进入在市场逻辑之下别无选择的无情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竞争规则还不规范的“初级阶段”，他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更强大的“恶”的力量的威胁和围困？如何面对新的竞争关系的“罪与罚”呢？当他以自己的价值准则而对见素开商店、搞贩卖、四处闯荡等行为激烈指责的声音刚刚落地，转眼间无数的见素已成为真正的市场大潮中的成功者时，惟道德“内圣”为宗的抱朴，会作何感想和举措呢？这位怀抱即使困厄途穷也坚执“善”济天下之志的理想人物，会不会在上帝的微笑已投向市场竞争中的张见素、李见素时，而失落、无奈地再退回到他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再开始他新一轮的沉思或慨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