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此方式，我们就能使我们为争取解放而作的战斗所继续追求的情感富有生命力。这一点也不假。然而，有直接的迹象表明，战斗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即我们付出的代价降低了，我指的是：我们必须用于批判实践的精力消耗和时间消耗减少了。这种减少无疑表明了我们的战略已从进攻过渡到防守。依据克劳塞维茨所说，用于攻击的时间量和能量是防守所需的七倍。在现实条件下，在规模上，解放战争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以前减少百分之八十，但结果可能是相同的……
实际上，结果并不等同。解放不再是唯一可替代现实的方法，诚如一种征服现实并向现实强加外衣的理想。还不如说，解放是制度设法在自己的一个或另一个区域内达到的目标之一，这些区域有劳动、税收、市场、家庭、性、学校、文化、通信。这个目标任何地方都到不了，它遭到了内部和外部抵抗。可是，针对该目标的这些相同的抵抗促使制度复杂化和更加开放，推动新的事业。解放变得可捉摸了。制度真正的运作方式从此包含种种规划，这些规划不仅仅准备用于使现存的一切处于最理想的状态，而且还是些冒险的计划，“用以观察”的探索，它们产生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更“灵活的”惯例。
这里是一幅有很强田园味的图画，我知道这一点，并且大家感到在政治话语、商业信息和行政关系中这幅画一再重复以至于令人生厌。批判的任务恰恰是发现并揭露体制在解放方面的完全无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任务的前提为：解放从今以后由体系本身来承担，具有某种应有的本质的批判是体制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履行这个职责。我想说如果体制仍处于争议中，如果仍有争端，那么批判就这样有助于改造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