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他暂时宽慰了一下：第一因为写信的时候好象就和弥娜当面谈了一次；第二因为他相信弥娜一定会马上答复。所以他三天之内很有耐性，这是预算信件一来一往必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第四天，他又觉得活不下去了，一点精力也没有，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除了每次邮班以前的那个时间。那时他可焦急得浑身发抖，变得非常迷信，为了要知道有没有信来，到处找些占卜的征兆，譬如灶肚里木柴的爆裂声，或是偶然听到的什么话。时间一过，他又垂头丧气；既不工作，也不散步，生活唯一的目标是等下次的邮班，而他还得用全副精神来撑到那个时间。到了傍晚，当天的希望断绝之后，他可消沉到极点：似乎怎么样也活不到明天的了。他几小时的坐在桌子前面，话也不说，想也不想，甚至也没有去睡觉的气力，直要最后迸出一些残余的意志才能上床。他睡得昏昏沉沉的，做着乱梦，以为黑夜是永无穷尽的了。
这种连续不断的等待，结果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病。克利斯朵夫竟疑心他的父亲，兄弟，甚至邮差，收了他的信藏起来。一肚子的惶惑把他折磨得好苦。至于弥娜的忠实，他没有一刻儿怀疑过。所以要是她不写信，那一定是害了病，快死下来了，或许已经死了。他抓起笔来写了第三封信，那是悲痛之极的几行，感情，字迹，什么都不顾虑了。邮班的时间快到了，他乱涂一阵，信纸翻过来的时候把字弄糊了，封口的时候把信封搅脏了：管它！他决不能等下一次的邮班。他连奔带跑的把信送到了邮局，便凄怆欲绝的开始再等。第二天夜里，他清清楚楚的看到弥娜病着，在那里叫他；他爬起来，差点儿要动身去找她了。可是她在哪儿呢？上哪儿去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