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纳谏，就不得不提到魏征。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唐太宗改正，甚至不给唐太宗留情面，所以，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在洛阳建飞山宫，魏征立刻上了一个奏章，向太宗指出：“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劝诫李世民罢建“峻宇”。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在益州织造绫锦金银等物，魏征就进谏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 希望李世民尽量节省奢靡之费。魏征前后共上章疏二百余件，其中尤以贞观十一年所上的《谏太宗十思疏》最具代表性。在这篇奏章中，魏征希望唐太宗常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为基本准则，牢记创业易守成难的道理，做到兼听善任、宽仁体民。唐太宗对魏征的谏言基本做到了从善如流，也从中大受裨益。魏征死后，唐太宗伤感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唐太宗任贤纳谏的诚意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