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则情形可想，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而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已。
旁边注文：“毕永年，湘南人，字松琥。”似为犬养毅所注，则本件或为毕永年和犬养毅会晤时的笔谈。
题诗《留别同志诸君子》：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
笔谈提到“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似乎矛头还只针对慈禧太后。而题诗则云“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反清的民族色彩，已溢于言表。这是因为毕永年本来和秘密会党有联系，赴日本后又受孙中山的影响，从而逐渐倾向革命。
一个多月后，毕永年经湖南、湖北回到日本，告诉孙中山“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孙中山“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之策。因使永年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合作方法”。永年遂于1899年冬偕杨鸿烈、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人至港，毕永年曾“提出兴中、三合、哥老三大团体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之议”[14]，并引导杨鸿烈、李云彪等往日本谒见孙中山。1900年夏，毕永年同杨、李诸龙头居沪，“日促总理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得确讯”。这时，唐才常正在上海发起正气会。毕永年感到正气会宣言书既曰“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又说“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是自相矛盾，“以此相驳诘”，唐才常说是“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而杨、李诸龙头在上海又“浪用无度”，“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肯从。毕永年受种种刺激，“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他曾贻书平山周，说“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家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