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象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法洛伯爵夫人吗？”
“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奔走了上百次，毫无结果，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和我解释，说我受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象小孩子摺的纸玩艺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的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脑袋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留有一个空隙。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象赫格利斯一般的手臂，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早就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象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来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德国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教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做斯巴区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见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分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埃斯堡，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夏倍上校：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