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困难是这样的：即使姑且假定，我已经给出了拒斥某些道德判断的理由，我能宣称我已给出我接受任何道德判断，哪怕是诸如“我不应这么做”这样的否定道德判断的理由吗？为回到我们前面所谈的图式化情形（第6章第1节），在那里我收回了下列陈述：关于我的欲望的陈述，我应对某人行某事，我的欲望是，在类似处境下不应对我行此事：我们注意到，我只是不得不抽出这一道德陈述，通过说“它不是我应当的情形”就可做到这一点：没人迫使我接受相反的命题，“我不应当”。但后者似乎才是我们所探求的。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之：下面三条规定，或规定之否定，是相互一致的：
（1）让我对他行此事；
（2）在类似环境下不对我行此事；
（3）这不是我应当对他行此事的那种情况。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位非道德主义者，会同意这三项规定，并毫不犹豫地照着做；只是某人觉得有必要对这种处境采取某种可普遍化的规定，此人被迫在规定“我应行此事”与“我不应行此事”之间进行选择。我将在第10章第7节里讨论这一反驳。
第三个反驳如下（我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之）。我们假定，我们把我们的道德原则应用到真实或假定的所有同一性的情况下——因为它们是可普遍化的——的做法受到约束。既然不大可能存在任何同等真实的境况（第2章第4节），对假定境况的应用就很关键，可能有人反对说，想逃避我们的道德论证的某些人可能直接拒绝考虑道德原则的应用，他关于目前情况的道德判断约束他，此原则应用于除真实处境外的任何处境。如果我们允许他在这方面得逞，我们就不能进行以上论证，因为那取决于要求他对假定情况作出限定，在假定情况中，他处于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我们假设一种从不会真正出现的情况（《自由与理性》第6章之4；黑尔作品，1978a：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