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晋书·景帝纪》记，曹魏嘉平四年司马师以大将军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有人请改易制度，司马师曰：“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三祖”当即曹操、曹丕、曹叡，是司马师亦继承了曹氏三祖之典制。又《石苞传》记司马师信用石苞，“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司马氏父子，在“经济世务”一点上达成一致。而司马师之答语，与曹操《求贤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语，真如出一辙。《晋书·景帝纪》:“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是司马师亦信奉“以能取人”者。
晋武帝司马炎，同样继承了这种重事功的思想。他屡诏“举淹滞”“举寒素”;《晋书·山涛传》还记其曾手诏告诫领选的山涛：“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又《阮种传》记晋武帝策试贤良语：“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幽贱”指寒门士人；而“负俗”语，与汉武《求贤诏》“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曹操《求贤令》“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意，合若符契。至于上章所述晋武帝在利用察举制上的种种努力，以及本章所述他对谴责中正制者的优慰之举，都可以看成是这种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