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努力逃离，努力遗忘，最终又努力回来。
就像《生命册》里，虫嫂的大儿子，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一生怨恨而拒绝相认，怨她让全家抬不起头来，曾离家出走，最终回到老家县城的教育局，遇到乡亲的求助尽力帮扶。李佩甫对人性的复杂度，剖析得精细得当。
就像苏童的小说《黄雀记》中的“小仙女”，伤极，恨极，还是要回来。
多数人终身带着出身的负累与印记。这在同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者中，就可以窥见一斑。
苏童的《黄雀记》，如匠人雕花，尽善尽美，不论是语言表现、人物描绘，还是情节推动，都有着苏杭式的文艺精巧，充满艺术感。
生长于上海的金宇澄的《繁花》，写不尽上海小资生活的纸醉金迷、莺莺燕燕。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流行的物什，是许多三四线小城在当代都未曾享有的，可见多奢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