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于历史的复杂性，难有理论创造，若置之不理会有风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已是一种演绎史学的依据，认同者以之解释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不去检验它的依据是否充分。夏第埃（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研究的是老问题，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公共舆论在自由的氛围里日渐政治化”。这一点不错，但他将启蒙舆论理想化，视之为独立的语言空间，思想交流平等，社会等级可以忽略不计：“个体对理性的公开使用没有限制，也无禁区，理性的批判功能不再因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尊敬而受限制……舆论能合法地质疑。”[399]为此，李尔第从档案里发现沙龙的各个面向，补充哈贝马斯的理论，纠正理想化研究方式的不足：沙龙里的平等与优雅是旧有的附属关系，文人因对年金、荣誉和人身安全的渴求而无自主性。[400]
革命前的法国，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纠缠不清，其中有足以说明代表型公共领域强大力量的档案，也有佐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料，若偏于一端，理论的解释力会有所缺。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历史的同质性因素，忽视与理论相悖的事实，英国历史可为之提供充分依据，却不符合法国历史，因其未能涵盖文人纷争、报刊舆论与不实传言的关系，以及旧制度对现代人格的压制。德国学者埃莱（G. Eley）批评他“夸大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