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身边发生》、曹寇的《在县城》、葛亮的《不见》、任晓雯的《那些人》、盛可以的《小生命》、田耳的《金刚四拿》、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张惠雯的《华屋》，以及因篇幅原因未能选入的赵志明的《村庄落了一场大雪》、朱庆和的《父亲和山羊》、索耳的《所有的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李浩的《消失在镜子里的妻子》、桂晓波的《你离开了南京》等。以“天才”的标准去衡量，七○后也已不再年轻，就要步入中年。中年写作，更多的是靠经验、手艺、职业习惯，而天才的创造力、爆发力，天才的混不吝、自成体系，已渐渐远去。我们年轻一代小说家们已将小说的手艺操练得如庖丁解牛，故事叙述得丝质顺滑，情节安排得八面埋伏，题材选择得也政治正确，但大多只是属于符合文学期刊标准的“好小说”，就像班级里的“三好学生”。我们更期待那种充满创造性的、异质的，甚至带有点危险性的小说，就像班级里突然出现了几个坏孩子。坏孩子的天空，总能让人充满遐想和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在的“好”是一种趋于同质化的“好”，少年老成的“好”，那种带有点天才的偏执、青春的涩意、疯子般激情的小说，已不多见。
在一个现实主义至上的年代，那种充满冒险的，甚至带有点偏执的浪漫激情更加令人怀念。浪漫不仅仅意味着生命激情，更意味着对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它要求作家们不仅要对社会、对时代、对命运共同体有一种投入的、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也就是作家身份外化的政治激情，更为要紧的是，作家要重塑一个坚实的自我的基础，并沉入这个基础中，在一次次的思想危机、情感地震中寻找可能的救赎，寻找那一束光。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写几篇好小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透过“写”这种劳作，以个体的冒险与受难，来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离开了对主体的沉入与张扬，便很难体会他者的真实处境；离开了冒险与受难，也不可能看到个人的真正成功。成功不是靠岸，而是驶向未知的茫茫远方。在阿乙的小说中，“作家的敌人”并非锥心的嫉妒，也非有意的忽视，而是真正的创造的激情。没有创造的激情，就像回到港口的船只，意味着平静和枯竭。陈白驹内心虽被嫉妒烧灼，但他也明白真正伟大、令人发狂的事物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