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想出来的解释大概应该是这样的，那时的娜拉是作为女性解放乃至个性解放的象征流行的，然而易卜生让娜拉出走，“砰”的一声门响就算完事，出去以后怎么样了，一个字没提，大家未免心里惴惴的，鲁迅还为此做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而《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给出了另外一种关于家的结局，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换成了相反的爱格丈夫，走的人又回来了，小家庭甜甜蜜蜜又过下去了。
大家向往解放，但勇气和底气都有所不足，号称旗手的胡适、鲁迅们虽说极口称颂娜拉，但却连娜拉那样摔门而出都做不到，所以还是演演少奶奶让人塌实。
另一种的农村试验
现在一谈起解放前的农村改良的试验，就是晏阳初的定县和梁漱溟的邹县，其实，除了这两位大名人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人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比如段绳武。此公原是直系军阀的一员悍将，当年我修军阀史的时候，这个名字就老冒出来，最大的时候做过孙传芳的军长。
孙倒台以后，他还做过国民政府的师长，后来弃官不做，但没有像他主公那样去吃斋念佛，而是举家迁到绥远（今内蒙）的五原（1931年），立誓开发西北，创办屯垦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