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时期内（如果人们在人类年代算起），集体的技巧和惯例是盲目出现的。因而，作为人类群体的不可能的和脆弱的体系的残存不是它们所能控制的。这同样因为更矫揉造作的技巧有时会被视做好奇心并被忽略得到了遗忘的程度。与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共同体最能区别的共同体有时也会因最简单但最有力的体系而解体（诚如生物物种之间的情形）。”
“正如象征语言的特性使形体技巧能被保存、改正，并使这些技巧的效能最优化，社会组织的模式也是如此。确保共同体残存这样的任务需要有能力控制外部或内部的事件，这些事件可损害共同体能量的供给。负责这个控制的权威当局出现在社会、经济、政治、认识和文化等领域中。”
“过了某个时间以后，冠以自由民主的体系有可能显得最适合于实施这些调节。实际上，这些体系任凭公开的控制计划处于争论中，原则上使每个单元都能发挥决定的功能，从而使有益于体系的人类能量达到最大限度。久而久之，这种柔韧性被证明比稳定的等级制度中严格的角色规定更有效。与人类历史进程中偶然发生的封闭体系截然相反，自由民主在自身内部容有一个体系单元间相互竞争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利于新的形体的、象征的和共同体的技巧的诞生。的确，对这些体系的续存来说，从中产生了经常性的危机和偶尔的危险。但总的说来，这些体系的操作性增强了。这个过程被称作进步。该过程导致我们对人类体系史作一种末世学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