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近千万两白银，而当这些红顶商人被掏空家底后，对于帝国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和帝国统治者来说，这些徽商也就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掀开了徽商整体衰落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商勾结等手段几乎垄断了大清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的代价就是各种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贿赂和政治“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移负担，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为例，当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随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年间，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