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教师的真正作用，即优秀教师的标志，既包括对“蕴含于教育过程中”[61]的教育目的的形成、执行和再形成，也包括在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主倾向与能力中协调学生的倾向与相互影响。
无论是杜威还是陶行知都坚信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价值。他们努力把教育与实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师生间的紧张关系，阐述了新的教学理论。而且，他们还在各自的国家里发展了为了人民的丰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而做准备的计划。
但是，从社会结果上看，对于陶行知来说，似乎在于教育外部。教育，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他着手创造着一个有文化的大众群体，他认为，这种群体本身就是民主中国的基础，陶行知的工具就是‘大众教育运动’。”[62]教育的改革与革新首先应成为向生活学习的工具，教育中的生动性是与获取那些静态的或一成不变的知识相对立的。在陶行知看来，“学校变成了一个发电站，每一个学生则成为向人民思想充电的金属线”。[63]
对杜威来说，这种具有教育性的、发展的与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学校占较大社会中的社会现实（实在）。
尽管他们都献身于社会的发展，并认为教师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陶行知还阐述了改进教育，进而改进社会的各种计划与实践方案，但是，杜威则在哲学与教育学两方面上集中于民主的过程，认为社会目的是权威性的，教育实践是发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