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这是诗人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的名句。为什么要“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工作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古人故意把作画过程神秘化，过于矜持了？
这实际上是个态度问题。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这样表达他的态度：“……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毕。此岂非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画一幅画，居然要戒慎从事，如临大敌，这说法听来似乎很有趣？据传，宋徽宗领导下的皇家画院，对于孔雀开屏是先举右脚还是左脚这样的细节都十分在意，这种较真的态度似乎有点“纠结”？然而，“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是矣！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