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历史曾给诗人如许的重压，既然诗人以“女娲的语言”命名他的诗论与诗歌集，我们不妨以长诗《女娲11象》为主，参之以诗论《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从神话这个历史观的内核切入“文人后现代”的中心话题，探讨文化与生命诗性转换的一面。与此相关，顺带对其他几组诗进行一点简略分析，探寻诗人的文人性与后现代性在语言观和生命观方面的一些表现，看看诗人和后现代文人们，是否真正地“轻松”“潇洒”起来了。
二、文人后现代主义的神话观与历史观
女娲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语）中，是一个“箭垛式”的神话人物。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定婚俗，以及治平洪水杀死猛兽，在神话时代的中国人眼里，她算是一位以化身变形来创世的女性创世者（许慎在《说文》中称她为“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蛙图腾彩陶图案，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母系氏族时代女娲的图腾原型(43)），比西方上帝全知全能、不着形迹的至高创世主形象，更具人性、更为世俗、神学意味更有天壤之别。《女娲11象》进一步消解了女娲的神性。诗人彰显女娲这个实际上已在种族记忆中“靠边站”的边缘形象，意在重构她作为创世者、进化者和反抗者的原初性、个体性及精神性的一面。换句话说，诗人再次把女娲作为“箭垛”，来放他的“文人后现代”之“矢”，不过真正关注的“的”，是让文人们不能释怀的文化与生命悲剧关系的沉重母题（也包括文化使命感问题）。诗人能不能凭借后现代性解开这个必然性的结，或者至少使它变得活套一点、松缓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