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无疑属于革命派的阵营，而且是“激进变革”的鼓吹者之一。巴金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固然是因为法国的留学费用较低，但更主要的原因则与其他革命先行者和革命家颇为相似，那就是对法国革命传统与启蒙精神的向往。巴金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当他站在巴士底广场——这个当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序幕的地方而激动万分的心情。他满怀感激地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2] 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对它的来龙去脉做过深入研究。
巴金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有三篇：《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及《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分别描述了雅各宾派的三位领袖人物。通过这三篇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三位历史人物不同的态度，其中他最为赞扬和敬仰的革命领袖是马拉。作家眼中的马拉不仅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无私忘我地工作，而且宽厚仁慈、和蔼可亲。小说《马拉的死》一开篇，作家就描写了马拉宽恕一个名叫狄蒙的贵族家管事的场面。这位被某些外国人视为“吃人肉的疯子”的革命领袖，在革命初期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的确主张过要杀掉大批贵族的头颅；但随着革命的深入，某些当权者的滥杀无辜及恐怖政策的不良后果，终于使他“开始厌恶起血来”。他虽然鄙弃狄蒙的作为，虽然围观的群众一再要求“吊死这只狗”，但马拉却清楚地知道狄蒙罪不当诛，年轻的共和国不需要他这类人的鲜血，马拉最终释放了狄蒙。马拉在这里表现出自我反思的可贵勇气，他对“革命中的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沉而痛苦的反思：“血，为什么老是血？这太愚蠢了。在九月屠杀里他就亲眼看见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而这恐怕也是青年巴金深深思索的一个问题。当然作家笔下的马拉，绝非只是毫无原则地宽恕一切，他对妄图复辟王权的反革命敌人、野心家就毫不手软：“断头台！——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疾病中的马拉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