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首先是一种片面的工业主义的一切不良后果的现象。谁把工具文明当作器官生成的完善，自然就必定希望工业主义能无限制地发展。工业主义带来的一切对生活的迫害，比如女工、童工、家庭的解体趋势、大城市的形成以及因居住条件带来的有害健康的后果；因技艺过程产生的毒气而造成的对整个（工作）职业生命力的结构性破坏、人在机器使用活动中的专门化（直至变成一颗齿轮）、联姻甚至生育机缘同财富和金钱（与生命力质量不相关）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统一的解体，都将或多或少被视为“暂时的损害”——工业主义再一次更大的增长，就会消除这种损害。斯宾塞为带来严峻而惊人的不良后果的工业主义辩护的方法，就是一例。
如果可以消除这一根本错误，情形就完全不同！那时，工业主义的每一次推进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这种推进只当在并非长久地损害生命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充分的价值。那时，人们比如就会说：维护种族的和种族中群体的健康，维护其充沛的活力和富有生命力价值的“高贵”品质及力量，相对于他们的有效益贡献而言，本身便是一种自身价值，即使工业的发展速度会因而受到影响，这值得首先加以考虑。民族和家庭的统一需要维护和支持，哪怕这已被证实会减慢工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速度。当不按为生产日用品和享用品的贡献大小，而首先依历史政治的意义（为建设和维持在民族中富有生命价值的统治关系而具有的意义）的大小，来分配财富和荣誉，民族解体后形成的集团应该获得一种优待。同工业和商业相比，农业是一种自身价值更为丰富的活动；由于农业给人带来一种更健康、同等利用一切力量的生活方式，值得继续发展、促进农业；又由于农业能使国家在不依赖外国的条件下保待统一，即使工业化过程中的进步纯粹以经济观点看确实更具价值，也依然应当维护农业。保存动物种类、植物种类、森林、风景胜地，使之免遭工业主义之害，不受其摧残，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