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的是，关于我们的会议并非要由你来决定，同志，”尖下巴男人答道。“既然现在你指责扎特里特斯基同志的工作很糟，那么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报复。扎特里特斯基夫人同志给了我们一封信，让我们看；那是你在读了她丈夫的文章之后写的。”
“是的，只不过在那封信里，关于那文章如何的话，我一个字也没提。”
“确实如此。但是你的确写过说你很高兴给他以帮助；在这封信里，很清楚地暗示了你尊敬扎特里特斯基同志的工作。而现在你宣称它是个大杂烩。为什么你不当着他的面这么说?”
“克莱玛同志两面三刀，”金发女士说。
此时此刻，一位上了年纪的烫头发女人加入了讨论(她有一副乐意检查他人生活的自我牺牲的表情)；她硬是一针见血：“我们必须知道，同志，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在你家里遇到的这个女人是谁?”
我明白无误地理解到，我已经没有力量来改变整个事件的那种毫无意义的严重性了，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它：把线索全搞混，引诱他们离开克拉拉；领着他们离开她，就像一只鹧鸪把猎狗从窝边引走，为了它的雏儿牺牲它自己一样。
“又不是什么好事，我没记住她的名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