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是在1934年7月被捕的。被捕后他没有暴露自己是左联成员，更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出狱后由于受到国民党警特的监视，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应付敌人，穆木天以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写了一段有关自己文艺观点的东西，表达的是他本人一贯的文艺主张，也是和左联的纲领以及左联一些主要作家的观点一致的，但他用了当时进步势力在国统区经常采取的比较隐晦的手法，也就是类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条标语所用的手法。通篇全面来看，穆木天写的这篇有关自己文艺观点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懂文艺理论的国民党警务人员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自然不满意。但过了些日子，大概是在9月，还是把穆木天放了。穆木天之所以能出狱，关键就在于黄祖耀的营救。
看来，公安局放人，是国民党特务部门始料不及的，所以穆木天刚出狱时还得以与黄祖耀见了一面表示感谢。穆木天向左联党组织负责人周扬汇报自己在狱中的情况，想来也是在这几天。
然而情况很快就变了——穆木天的家被国民党警特人员监视起来，《申报》和《大晚报》上登出了一则中央社编造的“消息”，其标题是《左联三成员发表脱离宣言》（没说脱离什么组织），而在标题下的按语中又说：左联盟员穆木天等等发表脱离左联“意见”。然而，在“消息”中引用的“意见”中根本没有提到左联，更没有说要脱离左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被人们称作“造谣社”的中央社在造谣。因此，凡是当时在上海见到中央社这一“消息”的朋友都不认为穆木天有什么问题。然而，只是听到这一谣言的人有的就对穆木天产生了疑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竟然也不加分析地说：“《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并且全文照搬地引用了中央社的“消息”，这就更加混淆视听了。于是1956年以后我的父亲穆木天不仅背上了“右派”的罪名，还背上了国民党中央社编造的、《全集》又加以散布的罪名。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明什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什么，只是让我“相信党，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当时我弄不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虽然很想听组织的话，和他划清界限，却又总是划不清。直到“文革”后，配合组织的审查，我自己也从各方面做了一些调查，才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到1989年，父亲穆木天的“右派”冤案得到昭雪。到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中有关穆木天的注释也做了一点修改——在中央社“消息”引用的“意见”后加上了一句话：“文中并无‘脱离左联’字样。”[2]总算是让穆木天从“脱离左联”的冤案中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