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以前,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从全国37个主要城市来的党委书记在副总理李先念领导下,商讨对付新的危机。从今以后,副总理宣布城市居民将在城市“郊区的大片土地”上开始种植自己的农作物。对于外人来说,这样的宣告意味着间接地证实了有许多人正在挨饿的报告。
公社制度
8月初,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厌其烦地研究着中国政府正在农村实现的公社制度。
15个月之前,当毛泽东第一次将他的设想在农村公社付诸实施时,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乐观地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大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逃到香港的难民说:“他们告诉我,一旦公社走上正轨,就会供给所有人免费的饭菜,给每个人发工资,集中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有其他可喜的事情。”但数个星期之后,政府为保证公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储备的粮食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农民们开始慌了。
在集体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被征集,不以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拒绝为额外劳动支付加班费,这些都使农民失去动力。北京出版的《人文周刊》承认:“富裕的中农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的,所以在这场赌博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输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