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穷苦人家打拼的一种方式，江西商帮推崇草根创业，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们对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虽然善于利用政策，但绝少涉足勾结政治的特权领域，或者对抗政治的灰色领域。总体来说，江西商人是传统中国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体——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买卖。
明清两朝，有很长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针对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闽、粤等沿海商人以对抗的姿态，崛起为走私海商集团；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态，利用本省的交通优势，发展到赣商的历史巅峰状态。
明朝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而且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由于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独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省内以鄱阳湖—赣江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在海运和铁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间，始终处于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黄金水道上，流经江西境内有1000公里左右，占到了总贸易通道的1/3。通过水路运输，江西商人一方面将本省景德镇的瓷器、长江三角洲的丝绸、闽浙的茶叶等“外贸三大宗”运往广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国内部从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将本省的大米、木材、纸张、药材、夏布等南调北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