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假如P要做行为A，那么Q将不会处在状态S中。
我们将得出结论：
（4）P不做A，故而要对Q处在状态S中负责；P不做A，从而使Q处在状态S中。
只要我们也相信：
（5）P应当做行为A，或P有义务做行为A；或P有一种责任做行为A等。[14]
这样，从（3）到（4）的推论在这种情况下就预先假定了前提（5）。一个人就不能为了达到（5）而一步就从（3）论证到（4）。这种在某种状态中有些人所得较少是为了别人可以发展的陈述，常常正是根据被引来作为支持理由的对一种状态或制度结构的评价。由于这一评价并不只是来自虚拟语句，对它就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论证。
正如我们前面所见，罗尔斯认为：
由于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只要提出的条件合理，这还是可以期望的。上述两个原则看来是一种公平的契约，以它为基础，那些才智较高、社会地位较好（对这两者我们都不能说是他们应得的）的人们，能期望当某个可行的体系是所有人幸福的必要条件时，其他人也会自愿加入这个体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