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修昔底德对散文记事家的批评仅限于就事论事，说明他个人作品与诗歌及散文记事作品的区别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涉及散文记事家虚构故事的好坏善恶之类价值评判问题。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记事家以取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理由是他们的著作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这种批评在笔者看来虽然也不尽准确，但比起后来的评论家却宽容多了，应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
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的批评就比修昔底德的严厉多了。在他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谈到历史和诗歌之间的本质区别问题，昆图斯道：“那么，我亲爱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认为历史和诗歌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了？”西塞罗答曰：“没错儿，昆图斯。对于历史来说，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真实；而诗歌则通常以给人愉悦为准则。然而，人们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奥庞浦斯的著作中却发现了难以数计的编造。”[204]西塞罗赋予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美名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罗多德以前的记事家已写过不少冠以“历史”之名的叙述体著作，只是未能流传到西塞罗的时代罢了。但西塞罗正确指出了评判认识意义上的历史的基本标准，就是求真求实的原则，这反映出他的准确概括能力，不愧为罗马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当他用“真实”的尺子来衡量希罗多德和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史家特奥庞浦斯（《希腊史》和《腓力皮卡》的作者）时，结论是根本否定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斥着“难以数计的编造”（innumerabiles fabulae），实际上徒具历史之名而无历史之实。这就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