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作为具有狭义语言学意义上分词属性的概念（主词与谓词都因分有“Being”而成为“是者”或“存在者”），在哲学上成为最抽象、最普遍的存在概念（任何事物在分有“Being”的同时而获得存在意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具体规定），因而“Being”不仅具有任何事物的本原形态或潜在状态，而且也是产生或引发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而“Being”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具体现象或经验的“超验”（Transcendent）属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之“道”的属性并不完全相异。由此可见，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所指向的一般普遍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的实质内涵颇有共同之处。
当然，细考二者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等差，即二者虽然共同指向一般普遍性，却具有一种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普遍大全”（the Whole）与“普遍本质”（Being）的不对等性上。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最终作为一种本然的存在样态概念，那么，从逻辑的角度看，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无限性”特征，即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整全性，其类似于布拉德雷（F.H.Bradley）所言的普遍大全（the Whole）[13]。所谓普遍大全就是“内涵最大，外延也最大”之义，是存在的最高形态，是绝对的、统一的、整个的存在。作为整个存在，它包含着差异即具体性、个体性和非本质，但一切差异都和谐地统一于作为整体的存在之中。比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就是这样的“大全”概念，“道”也可以命名为“大”[14]。在“道”的属性之中，包含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5]等差异性，但任何差异性依然归属于这个大全之“道”。庄子同样认为：“道”具有“无所不在”的性质，“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瓮”、“在屎溺”[16]，也就是说，“道”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本身具有何种性质。